天长纪庄西汉木牍书法艺术
发布时间: 2013-03-05

天长纪庄西汉木牍书法艺术

王晓光 

 200411月,安徽省天长市考古工作者在该市安乐镇纪庄(汉晋东阳古城遗址附近)发掘了一处西汉墓葬(19号墓),出土文物119件,其中有木牍34件(编为134号),削2件,砚盒1件。木牍尺寸长22.223.2cm、宽3.66.9cm,共书有2500字左右,整理者公布了十件(14面)木牍及文字内容,内容有户口簿、算簿、书信、名谒、药方、礼单等。根据牍文及其他出土文物得知,19号墓主人为“谢孟”,是当时东阳县一位官吏。11号牍为官文外,其余木牍均为私人文书(包括信牍、名谒、药方、礼单等)。1号牍正背两面分别题有“户口簿”和“算簿”,表明其为上计文书,属汉代“户口簿”实物形式及汉代县级上计文本的首次发现。2墓葬时间有两种观点: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根据牍文、墨迹风格及其他情况看在武帝中期至宣帝之间的可能性较大。3木牍字体为隶书,少量字迹不太清晰,分正、草两种字体,为多人所书,从字迹看,书写者都有较好的书写功底且书风各不相同。114号牍写得最工整;251213151820号牍于当时的正体隶书中加入“行意”,显得灵活随意、不拘格套;10号牍写得更草率些。

天长纪庄木牍的书法及其他

汉隶(八分)成熟的标志至少有三个:一是横扁字形,二是直折笔画,三是波磔定型。字形由先秦、西汉初期的纵势向横势发展是个大趋势,《青川木牍》、《里耶简牍》、《龙岗简》、《睡虎地简》等战国至秦代简牍单字纵长体形很明显,汉初实为字势由纵长向横长过渡的阶段,“张家山”、“马王堆”等一系列简牍帛呈现着纵势、横势互现的字形。稍后,汉隶成熟的三个特征在文、景时期的《阜阳简》、《凤凰山简牍》中基本具备。可以说,汉隶在文景到武帝前期这一时段就大体成熟了。4汉隶中典型的波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先前的长尾笔,西汉早期墨迹充斥大量的拉长尾笔,主要分垂直长尾笔和左、右下方约45度弧形长笔,但(文、景以前)极少横向长笔。《沅陵虎溪山M1简》(前162年以前书)中,柔和的捺磔笔及含磔角的横画大量出现;凤凰山M9简牍(前164)分书化特征更为明显,其中《安陆守丞绾文书牍》之“上”、“之”、“年”、“六”等字横画一波三折,夸张而舒展,与东汉成熟隶体并无二致。“虎溪山”、“凤凰山” 等简牍属西汉前期含八分因子最多的墨迹。其实,横扁字形与含波磔的捺画、横画关联密切,甚至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成因。《睡虎地秦简》到《马王堆帛书》中不少字横画较长且含波势,一些字捺笔近乎水平地拉出磔角——它们以及那一时期类似的写法可看作后来标准汉隶体的滥觞与发展。这种大体呈横势的笔画(主要是捺画、横画)越来越被强化、突出、夸饰,无论正体还是草体都是如此,在西汉前、中期的《张家山简》(约前186)、《马王堆M3简帛》(前168以前书)、《凤凰山简牍》、《阜阳简》(前165以前书)、《虎溪山简》等遗物中可以看到这两种笔画拓进的生动历程。

由于当时没有官方的字体整饬及书写规范行为,“分书化”以及草写规范化的步伐很不一致,书写自由随意并受环境、地域等多种因素影响,同时同地不同写手笔下风格及“分化”程度可能不够均衡甚至相差甚远。纵向看也是如此,《天汉三年简》(前98)甚至不如早它60多年的《凤凰山简牍》更富含分书特征;而与《天汉三年简》同时的《太始三年简》(前94)则为相当标准的汉隶了。墓葬于武帝早期、约书于西汉早期的《银雀山简》则含有大量秦隶笔意。

这种不均衡、不一致性也体现在天长纪庄M19木牍中,天长牍一些字仍保留了西汉早期的某些写法。5号牍全篇流露了较多古意:西汉初那种朝斜下方扫出的弧形长尾笔出现在该牍中,如“食”、“充”、“幸”、“闻”、“恙”等字让人想起“张家山”、“马王堆”等简帛笔触,该牍末字“拜”的长垂笔并不直下,而呈曲弯状,乃早先大弧笔画的承续,与同墓的121415号牍中的长垂笔很不相类18号牍的“愉(愈)”之心旁,10号牍的“地”、“且”、“急”、“恙”之“心”等亦为汉初以前的写法,“”如《包山楚简》。此类写法也存在地其他各牍中。很有可能出于墓主谢孟之手的1号牍“户口簿”、“算簿”,写法也有点守旧,将 1号牍与凤凰山M10简牍之《市阳、郑里算钱簿》(不晚于景帝四年、前153)比较一下,发现它们颇有些相似;凤凰山M10中的《中舨共侍约牍》(不晚于景帝四年)和天长1220号等木牍风格亦不无相似处。这既显示了凤凰山简牍书写的“超前性”,也说明了天长纪庄牍书写的某些“滞后性”。裘锡圭先生曾指出:“文字形体不统一的现象,在隶书里始终存在。”5以上提到的天长纪M19木牍书写“不均衡”现象也反映了某种“落后”的书写观念——似乎未完全赶上同时期较“先进”的书写观念,拿“天长牍”和与之相距不远的《居延贳卖衣财物名籍简》(元康四年、前62年)比较,可看出后者的“分化”更为彻底。天长木牍这种书写情形说明当时相当长时期里日常使用字形的不稳定、非固定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汉实属字体剧烈变动的时代。

当然,天长纪庄牍大部分文字与西汉中晚期简牍写法大体一致。天长牍多数为当时规整隶体写法,如5131415号牍等,14号名谒为代表,“簿”、“下”、“且”、“一”等字横画及右斜下的磔笔厚重且显示圭角,主横画作一波三折、蚕头雁尾状,令人想起江苏出土的“西郭宝名谒”及“尹湾名谒”字迹

或许地域邻近,天长纪庄木牍与稍晚些时候的连云港尹湾简牍风格颇相似。拿同题材书迹做比较,天长牍之《算簿》、《户口簿》和尹湾牍之《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武库集簿》等相类,只是尹湾牍分化更彻底、字径更小、用笔更加方势直折。天长14谒与尹湾数件名谒也相近,不同的是,天长谒牍系纯私人间往来拜谒木刺,书写并不拘谨,“下”字大其他字数倍,写得随意、放松,署款还用了草写,尹湾名谒多涉及官方互访事,所以书写工整规范,为当时标准的正体样式。相比而言,天长名谒点画风格更近于同出于连云港地区的“西郭宝名谒”(西汉中晚期)。王元军认为“汉代名谒之书体现了当时较为成熟的隶书的风范”,但又说“无论哪种形式(的木谒)都没有草笔现象”,6显然不太全面,私人间的、非正式的名刺不一定写得那么郑重其事,如天长纪庄14号木刺落款就是正、草体互杂的,牍片上部书写也不像尹湾或西郭宝名谒那样按格式、守规矩。

天长纪庄木牍中的草写以10号牍(为一件信牍,书正反两面)为代表,该牍正面起初还算工整,但几行下来就约简草率起来,到背面已是草体了。总的说该牍介于正体和草书之间,算作当时的“行书”吧。710牍单字特点是左右转折部的弧势曲折,形成左右包裹状,如“母”、“且”、“者”、“自”、“它”、“留”等字,另有一部分字为左直右曲结构,左直右曲结构更能代表西汉中期以降草书构形特点,如尹湾简中的《神乌傅》及西部出土的大量草书简牍,也是章草中转折笔画的基本形态。10号牍的重笔波磔特别突出,主要有主横、捺两种笔画,该种装饰性的磔笔在西汉中期以来的正体隶书里已大显身手了,10号牍这样近于草书的书写中也大量运用这种横势长磔笔,可见这种富于活力的新笔画广受欢迎的程度,它被尽可能地使用在所有场合。然而,就10号牍而言,较多的横势长磔笔显得醒目而霸悍,几处粗重的磔角冲击着邻字,如“陵”和“郡”的冲突、“以”和“且”的冲突,有的横长磔笔则深深嵌入邻行之中,如“家”、“故”、“复”、“孟”、“亡”等字。过多的横长磔笔(而不是纵向长垂笔)与整篇(草写)格调并不和谐,横向重磔笔影响了通篇应有的连贯性,感觉整篇笔势不够顺畅。尹湾《神乌傅》中这种横势长(磔)笔就使用得极有节制,并合理地化为笔势、节奏的调节点;尹湾牍中的《集簿》为草书,《集簿》所有字的笔画均极短,重而长的波磔笔被极度弱化,单字、局部笔画个性形象极不突出,于是整牍的统一感、连续性大大增强,这与天长10号信牍对比鲜明。西汉末以后,像天长纪庄10号牍这样在草书中参入较多横长磔笔的情况很少见了。天长10号牍的这一特征再次凸显了其书写意识的相对滞后,但草写中参入横势长(磔)笔的写法于当时肯定不是孤立现象,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汉隶(八分)和草书发展、成熟过程中(在西汉中后期)的一个环节。

赵平安《隶变研究》将“隶变”手段归纳为直、减、连、拆、添等九种,我们认为前三种最主要也最普遍,不论从隶变总趋势言还是从广义的潦草书写角度讲,直折、弧转(连)、省减笔画是自始至终的。秦代以前的草写以直折为主流,比如里耶秦简牍背面的潦草墨迹;汉初以后草隶则以弧势圆转笔道为主流(直折笔势为附)——此时的曲圆笔势已非先前篆籀之遗意,而是基于简约、快写意识下的自然行为,如江陵高M18汉墓(西汉早期)木牍上“安都”、“甲”、“婢”等字8,另如书于239年的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本》就已是这种书写意态了9。汉初以降草隶写法逐渐发展为左直右曲、左右双曲(左右包裹状)的草书形态。应该说正体汉隶和草书(章草)是并行发展、成熟的,战国早期就已存在的古隶逐渐规范整饬为汉隶(八分),古隶的草写则演化为后来的草书。10天长10号牍既显现着以左直右曲、左右双曲为特征的汉草书结构,也在一牍中呈示了当时正写隶体与草体杂糅之形态,而且,这种正草体杂糅之形态在当时普遍存在。11

天长纪庄19号汉墓的文具

天长纪M19出土木质砚盒一件,砚盒长宽23×6.8cm,表面髹朱漆并墨绘水纹,盒内长方形空间内放置一青石板砚,圆形空间内存放研墨石,板砚上存有墨迹,应为墓主生前使用之物。西汉盒式砚一般由漆木盒、研石、长方形薄砚石三部分组成,称“板研”(尹湾M6)或“板砚”(西郭宝墓)12],天长纪M19板砚体积较其他砚盒略大些,盒盖图案简单朴素。当然,这种制作考究的成套漆木砚盒并非西汉砚惟一样式,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认为汉砚有圆形、方形两大类,李均明在《简牍文书学》中指出西汉早期砚多为圆形石砚,中晚期多长方形或其他复杂样式,且制作精细、多加装饰。事实也正如此,例如:江陵张家山、凤凰山西汉早期墓出土的“文房五宝”中,有圆形裸石砚及研石(研杵),13没有木漆盒;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曾出土圆形小砚台,面径3.4cm、高1.5cm14而像天长纪M19这类长方形漆盒内置板砚为西汉中期以后常见样式,是当时中档次的套装砚具。

古籍云:“古用简牍,书有错谬,以刀削之,故曰刀笔吏。”15现存汉画像石、砖上描绘的文士普遍打扮为“头簪笔,腰佩书刀”16 天长纪庄M19出土环首削2件,每件主削长43cm,环首用金箔包裹,削身未出鞘,鞘上附一短削,长21cm,亦为环首。常见的战国秦汉削(书刀)一般长20公分1743cm的削刀应该不是做书刀用,而是当作佩刀或饰物。1990年底,同在东阳古城遗址发掘的小云山一号西汉墓(为侯级陵墓、年代不晚于西汉中期)出土一把长40cm铁削刀18,其在墓中原始位置是与两柄铁剑置于一起的,墓中没有发现文房器物,可见小云山M1削刀并非书刀。天长纪庄M19长削的用途应该与小云山M1削刀一致。倒是天长削附带的短削应为文房用途了(长21cm,合于常见书刀规制)。这种一削两刀、一削多用的例子尚不多见,尹湾M6出土的双刀双鞘环首削刀,长皆为25.5cm,大小一致,与天长M19大小削不同。

汉代的“文房五宝”在天长纪庄M19里只见木牍、板砚、削刀(大削鞘上附带的小书刀)“三宝”,未见笔、墨橐(也可能腐烂消迹了)。

            (刊于《书法丛刊》20095期)

 

注释:

1天长市文管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11

2卜宪群、蔡万进《天长纪庄木牍及其价值》,《光明日报》2007629

3“发掘简报”初步将该墓年代定为西汉中期偏早;卜宪群、蔡万进《天长纪庄木牍及其价值》认为该墓年代在武帝元狩六年(前117)之后;何有祖《安徽天长西汉墓所见西汉木牍管窥》则认为墓葬年代在景帝时七国之乱后不久。本文基本从卜、蔡说,并认为木牍书写及该墓下葬约在宣帝时期,篇幅所限,理由略。

4]关于汉隶成熟、定型期有几种说法:西汉早期说(陈松长《马王堆简牍书法艺术散论》);早中期说(陈振濂主编《书法学》);中期说(刘涛《书法谈丛》、蔡显良《谈尹湾汉墓简牍中的书法艺术》等);中晚期说(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赵平字《隶变研究》等)。从出土简牍帛书迹看,早中期说更近于实际。

5]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1

6][16]王元军《汉代书刻文化研究》P132200,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

7]启功先生将汉简牍写法归为三类:工整的正体;与后来行书类似的“粗书”;简约的草书。(见《书法丛刊》总第11辑“引言”) 也有研究者将汉代草隶分为“行楷类”和“草书类”(郑培亮《两汉书法艺术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8]《江陵高台18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8

9]详见《文物》19892及《书法》19904

10裘锡圭先生曾指出“八分和章草是分别由古隶的正体和俗体发展而成的”,详见《文字学概论》P86,商务印书馆1988

11]张啸东《简牍文书习语与早期汉代草书》一文中称:“在西汉简牍中,隶杂草体的形式是普遍的,纯粹形式上的草书简却不多见。”(《东方艺术·书法》20074

12]详见武可荣《西汉漆盒石砚与毛笔出土简介》,《书法丛刊》19974

13]详见《文物》19759江陵凤凰山M168发掘情况;《书法》19865朱由《介绍近年来江陵张家山出土的西汉简书》

14]《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15]转引自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中《正义》语,文物出版社2006P80

17]稍长些的书刀如西郭宝墓出土铜质削长33cm,详见《东南文化》19862

18]《江苏东阳小云山一号汉墓》,《文物》20045